给青少年做咨询被公认为是一件难事。有时甚至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出现，即使出现，接下来也将是一场恶战。电影《心灵捕手》里的天才少年威尔，他对付心理咨询师的招数就很多，或逃避、或欺骗，或一言不发、或恶语相向，结果至少五个资深心理咨询师落荒而逃。

　　不免自问，要是换做我，会怎样？一直到遇到徐遥，我的第一位青少年来访者，问题才有了答案。

　　刚见面，徐遥妈妈拿出他的成绩单：数学28分，英语45分，语文47分。又给我一张22分的历史试卷。

　　“你烦不烦啊，吵得像只鸡。”妈妈说完了，徐遥扔出两句话，不在乎又不耐烦。看到妈妈眼圈红了，徐遥解释，“不是我想骂你，是你逼我没办法。”爸爸低头不语，妈妈落泪：“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孩子恨我们！”

　　徐遥上初二，功课不好，迷恋上网，还常常辱骂父母，对待母亲尤其粗鲁。比如，妈妈流泪，徐遥说：“流个屁眼泪。”妈妈说愿意以死换回他的良知，徐遥说：“死一百次也没有用。”妈妈对我说，她宁愿有个残疾的孩子，就算一直养着他，也比现在管不住好。爸爸对我说，他管不了，也不想管，至于孩子他妈，那是在瞎管。

　　结束的时候，我问徐遥：“下次你会来吗？”他果然回答：“我来干什么？我又没病。”我说：“我会在这里等你。”他瞪着父母：“这次是你们骗我来的。”我说：“下一次来或不来，由你自己决定。”他谁也不看，站起来就走了。

　　接下来那次，我以为他不会来，可他和妈妈一起来了。不过，他在咨询开始之前神秘失踪了。结束时，出人意料地，他却等在门口。

　　我领教了，青少年果然不好对付。

　　不过，我看过《心灵捕手》，心里有数。电影里，所有那些被激怒的咨询师，都在帮助威尔巩固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：“我坏，没有人会喜欢我。你看，果然，你们都不要我了。”

　　我不要上这个当。

　　以后数次，只有爸爸妈妈来，徐遥不来。每一次，我都请爸爸妈妈替我转告：“我在这里等你，你决定来或不来。”家庭地图在叙述中渐渐展开。这个家，夫妻之间感情淡漠，妈妈自徐遥出生起，就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儿子。从此，父亲和母子渐行渐远，母子间却越缠越紧。徐遥从小孩长成少年，他开始日益不满妈妈的控制，言行十分反叛，妈妈因此越逼越紧，无奈之下，徐遥只好用自毁来逼迫妈妈放手。

　　一次，徐遥要去网吧，妈妈不允许，两人在门口僵持数小时。妈妈痛哭，徐遥说：“你自己累自己，关我屁事。”说完回房间，哭、打滚、拿棍子打自己，大喊：“我没有能力自杀，我可以把自己弄残废！你老是管着我，你要逼死我！”妈妈心痛让步，只见他飞快地擦干眼泪，出门上网去了。妈妈说，从初一开始，这孩子的手段越来越毒，根本管不住，所以才来找心理咨询师。

　　英国伟大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，在他的名著《游戏与现实》中，有一篇专门讨论青少年成长的文章，他说：“一个孩子是踏过成人的尸体而成年的。”他这样解释，如果成长意味着代替父母的位置，那么青春期就包含了“谋杀”的幻想，当然，这是指在无意识层面。

　　听起来有些骇人听闻，但它并不玄妙，而是事实。精神分析理论是以对婴儿的观察、对梦的解析为基础建构起来的，它揭示的是人所无法意识到的那部分心理活动，因此被称为深度心理学。从鼻祖弗洛依德之后的整个世纪以来，这一套观念和术语已在西方国家落地生根，这期间出现的数位儿童精神分析大师，比如英国的温尼科特、法国的多尔多，还有日本的河合隼雄，他们通过专为父母而作的文章、书籍、广播和演讲，向全体国民普及有关儿童养育的精神分析常识。每念及此，倍感敬意，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，是家庭和儿童的智慧老人和守护神。

　　相较而言，温尼科特使用的是高度提炼的语言，文雅而深奥，河合隼雄的文字就有日文的特点，平易好懂。他们的文字可被看做互为注解。

　　和温尼科特之语同义，河合隼雄这样说：“在青春期之前还都是不折不扣的孩子。可到了青春期，就掺入了‘性’这样一个因素，就意味着在自己体内慢慢滋生出生育下一代的能力，是一个慢慢走向成人的过程。大人解释起来，也就这么简单，可对于正在发育的孩子本人来说，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、无法名状的东西在爆发。它既有神圣的一面，又有种说不出的“肮脏”的一面。两面的东西一起扑来，在孩子的体内翻涌，不可掌握，而且能量大得不可言喻。因为是一个从孩子蜕变成大人的过程，所以不得不背负着‘死和再生’的沉重课题。”

　　我这样理解：青春期是一场漫长的战争。它既是青少年对父母的、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战争。只有杀死过去的父母和过去的孩子，才会迎来新青年和新家庭的诞生。青春期是一个转变的时机。它既是青少年的、也是父母的成长课题，必须学习放弃旧的模式，才能进入新的生命的循环。在这个有些残酷的战争中，关键之处在于，双方都要努力“耐受”、“活下来”。

　　拿徐遥的家庭来说，虽说每天就像生活在地狱里，但从正面的角度来看，何尝不可将儿子的反叛理解为秀肌肉、展现成长的力量？即使给予了这样的宽容和理解，父母的难题还在，到底于青少年的“四百击”之下该如何反应？

　　河合隼雄在德国的儿童文学名著《是谁杀了你》（又是“杀”）里面，发现了一位这样的家长典范。

　　书中的父亲年轻时立志做艺术家，经过艰苦的努力，最终觉得自己的才能不够，只好放弃。随后，他转做电器销售的工作，勤勤恳恳地养活妻儿。孩子进入了青春期，偶然看到父亲年轻时的作品，在餐桌上对父亲说：“我要是有那样的才能，才不会成天抱着一堆破烂电器满街转悠！”

　　父亲回答：“也许我并不是你理想中的父亲。理想中的父亲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但是，我不允许你伤害我。我不敢对自己说的话，你却满不在乎地说出来，这是不对的。如果你想知道，那么我告诉你，我和自己斗争了很久，经过了深思熟虑。有一天我清楚地领悟到我的才能及其局限。我的才能究竟有没有让我的家人挨饿的价值呢？经过考虑，我承认没有，所以才以认真的态度去赚我的面包。而现在，我只想安静地吃我的面包。”

　　河合隼雄赞叹，父亲的回答真是帅！ 话说至此，一点也没有输给孩子！

　　所以，只要有成长中的孩子出来挑战，就要有成年人出来面对挑战。没有彼此间的战争，青少年永远不会成熟。

　　但是，正面冲突的背后，是父母对青少年的理解、宽容和爱。就像这位父亲所示范的：自尊、自卫，但是没有丝毫敌意；宽容、接纳，对自己、对生命，体现出一种力量。

　　回来看徐遥的家庭。徐遥的妈妈在独自奋战，她和儿子彼此伤害；徐遥的爸爸远离战场，他和儿子互不相干。前者是因为自己的需要，过多纠缠和控制；后者也是出于自己的需要，过于疏离和冷淡。

　　从徐遥的成长着想，他不仅仅需要父母是击不破的沙袋，承受攻击并且始终存在；他更需要父母是明亮的镜子，得到观照和反映，可以听到父母告诉他：他在做什么、他不被允许做什么，他为何这样做，他可以怎样做，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，即使这样，他依然被接受、被信任，依然被爱。

　　只有在“没有敌意的对抗”和“充满力量的包容”之下，双方才能活下来。

　　因此，徐遥的爸爸，需要学习对抗和具有力量，他必须在场，面对儿子；徐遥的妈妈，需要学习包容和不带恶意，她必须看到儿子有良知、有爱的那一面，并且反映给他。

　　妈妈告诉我，有一天早晨，徐遥在房间里大喊妈妈，妈妈进去后看到儿子坐在床上大哭，说梦到妈妈的灵魂，他一直在追妈妈的灵魂，但是怎么也追不到。妈妈拥抱了儿子，那一刻，她感到了儿子对她的爱和内疚。但是，当妈妈在咨询室对我说起这件事时，徐遥无论如何不肯承认，他说：“你在做梦吧。”

　　青少年就是这样。一方面他们无情攻击成人，另一方面，他们也要承受内心罪恶感的折磨，毕竟，他们是在企图“弑君”。罪恶感是指向自己的，这就是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原因。父母的责任是，不要无情地引发和利用青少年的罪恶感，不要让它达到太高的值。试想徐遥妈妈说的那些话，“愿意以死换回儿子的良知”、“宁愿养育一个残疾的孩子”，会在徐遥心里唤起怎样的感受，导致多大的危险！

　　所以，父母既要做结实的沙袋，耐受攻击，并且保护青少年，让他们看到，彼此之间永远不会割断的关系和永远不会改变的情感。父母还要做一面绝不扭曲的镜子，青少年在其中，可以照见自己的恶，也能照见自己的善——一方面，正是这种善，使父母永远信任、永不放弃；另一方面，青少年也不必为自己的恶负责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办法负责。成熟是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成年人要学会等待时间带来的改变。

　　试着按照那位父亲的句型造句：“也许你并不是我理想中的儿子。理想中的儿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但是，我不允许自己伤害你。你都不敢对自己说出的话，我却满不在乎地说出来，这是不对的。”

　　我期待有一天，徐遥的母亲会对儿子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只需在心里就行。

　　回到咨询室的现实：母亲依然焦虑、父亲依然遥远，徐遥呢，大多时候都不肯来。这个家庭的转变，没有那么容易；心理咨询，绝不是把书上的道理念给他们听那么简单。我该怎么办？

　　我可以做的是——关注、倾听、进入这个家庭；反映、分析、理解每个成员；接纳、等待转变的出现。在这段艰难的咨询过程中、在我和他们努力建立的关系中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必须耐受、存活下来，有时做沙袋、有时当镜子，供他们使用，就像青少年在成长的时候，使用他们的父母一样。

　　所以，我选择不做落跑的咨询师，温尼科特把这称为“绝不退位”，然后，各种可能才会出现。 来源：100教育